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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七次締約方大會（COP27）正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開。今年以來，全球范圍內各種極端天氣頻發，加之能源危機，此時舉行的COP27肩負哪些重要使命？哪些因素在影響往屆氣候大會所做承諾的順利推進？如何將承諾落實為行動？圍繞相關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馬愛民。
馬愛民，現任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 1998年起從事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多次參加中國政府出席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會議和氣候變化談判代表團工作。2009年起先后擔任國家發展改革委氣候司綜合處長、國際談判處長。2015年加入國家氣候變化戰略研究與國際合作中心，從事有關應對氣候戰略規劃、全球氣候治理、市場機制等方面政策研究和國際合作工作。
記者：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執行秘書西蒙·斯蒂爾（Simon Stiell）在向COP27致辭時說，“今天一個新時代開始了”。如何理解這句話的含義？
馬愛民：可以理解為COP27開啟了邁向實施的新時代。
從1992年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以來，國際社會為集體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持續的努力，但全球氣候變化并未得到根本緩解，各國的努力也沒能達到預期。今年，在世界很多地區，我們看到了嚴重的洪水、干旱、熱浪等災害的發生，造成了財產和生命損失。就在COP27召開前夕，世界氣象組織發布了《溫室氣體公報》，2021年，二氧化碳等主要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的水平均創下新高，二氧化碳濃度為百萬分之415.7，為工業化前水平的149%，這表明氣候危機還在加劇。
與此同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的《排放差距報告》認為，到2030年，2℃路徑每年的排放差距為15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1.5℃路徑每年的排放差距為23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說明當前的努力距離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1992年以來，國際社會先后通過了《公約》《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確立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原則、目標、制度，已經為采取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奠定了政治共識和法律遵循。特別是2015年COP21通過了《巴黎協定》，2018年COP24就實施細則進行談判，去年舉行的COP26通過了《格拉斯哥氣候協議》等50多項決議，基本完成了實施細則遺留問題的談判。過去的氣候變化大會為全球氣候治理帶來了歷史性協定、行動計劃和安排等，今年COP27的重點將轉向落實，共同實施成為本次大會的主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成功的COP27將有可能成為應對氣候變化從制定規則走向注重落實的轉折點。
記者：今年全球范圍內各種極端天氣頻發，加之能源危機，這個時候舉行COP27，肩負哪些重要使命？
馬愛民：習近平主席多次在聯合國和其他多雙邊外事活動中提出維護多邊共識、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兼顧雄心和務實平衡的主張，為全球氣候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在當前極端天氣頻發，國際局勢動蕩，能源、糧食及衛生等問題凸顯，氣候變化進程面臨嚴峻挑戰的背景下，關鍵是各方堅持多邊主義、按各自能力強化務實行動。COP27肩負著守衛《公約》原則共識、推動各方務實行動的重要使命。全球氣候進程轉向履約落實，COP27應推動全球氣候治理從談判規則走向付諸具體行動，加強國際努力，動員各方將目標、承諾、雄心轉化為切實行動。希望能夠在減緩、適應、資金、技術、全球盤點、《巴黎協定》第六條等議題上達成共識、取得進展，為落實《巴黎協定》奠定堅實的基礎。
記者：上一屆氣候大會做出的承諾進展情況如何？哪些因素在影響往屆氣候大會所做承諾的順利推進？
馬愛民：在上屆氣候大會召開的世界領導人峰會上，許多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都指出，應全面提升減緩、適應和支持力度，在未來十年加速推進清潔低碳韌性經濟轉型和技術創新，團結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習近平主席在書面致辭中強調“以實則治”，期待各方強化行動，攜手應對氣候變化挑戰，合力保護人類共同的地球家園。發展中國家領導人普遍表達了對資金、適應、損失損害的關切，希望發達國家兌現出資承諾、加大支持力度。上屆大會還通過了《格拉斯哥氣候協議》，就溫控目標、本世紀中葉左右凈零排放等達成協議，同時還敦促發達國家盡早實現資金支持目標。
中方一直以持續的務實行動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前不久，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閉幕，進一步堅定了中方實現高質量發展、走綠色發展道路、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決心，對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作出了部署。與之相比，本應率先采取切實行動的發達國家則進展有限，一些國家陷入能源危機，有可能難以兌現氣候承諾，加拿大、新西蘭不僅未能實現減排，反而大幅增排。美國距離實現目標也有較大差距。一些歐盟國家采取重啟煤電措施，氣候行動進展乏力，未能體現帶頭減排。此外，對發展中國家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方面的支持仍然嚴重不足，將會影響到這些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進展。實際上，發達國家始終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問題上說得多、做得少，甚至是說都不愿意說，到現在仍未落實2020年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資金支持的承諾，也沒有就2025年后提供資金規模目標達成協議。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國家受國內政治影響，在氣候變化相關政策和行動上反復不定；國際政治經濟局勢和地緣政治使氣候行動在一些國家日程上的優先級下降；一些國家政客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迎合選民的“工具”，一味唱高調卻不采取行動。說到底，還是落實自身承諾的政治意愿不強。
要實現《巴黎協定》確定的長期目標，需要各國首先是負有歷史責任、具備現實能力的發達國家率先、切實履行自己的承諾和義務，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和行動。
記者：中國代表團在大會上表示，將與國際社會一道推動全球氣候治理。為推動全球氣候治理，我國發揮了哪些重要作用？貢獻了哪些中國力量、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已取得哪些階段性成效？
馬愛民：今年是《公約》達成30周年，《巴黎協定》也進入了全面實施階段。過去的30年中，我國在談判議程設定、國際規則制定、國際義務履行、國際協調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特別是近年來，國家領導人開展首腦外交，直接推動了《巴黎協定》的達成、生效和實施。在全球氣候治理中，我國堅定維護多邊主義，兌現并不斷強化應對氣候變化目標，踐行務實行動，深化國際合作，不斷為全球氣候治理注入生機與活力，努力推動形成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
中國在自身能力范圍內，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為其低碳轉型提供幫助。截至2022年7月，中國已累計安排超過12億元人民幣用于開展氣候變化南南合作，與38個發展中國家簽署43份氣候變化合作文件，與老撾、柬埔寨、塞舌爾合作建設低碳示范區，與埃塞俄比亞、巴基斯坦、薩摩亞、智利、古巴、埃及等30余個發展中國家開展40個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項目。同時，積極開展能力建設培訓，累計在華舉辦45期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培訓班，為120多個發展中國家培訓約2000名氣候變化領域的官員和技術人員，啟動了中非應對氣候變化3年行動計劃，成立了中國—太平洋島國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中心。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是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始終秉承言必信、行必果的理念，堅定實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自從我國宣布碳達峰碳中和目標愿景以來，于2021年制訂發布《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和國務院《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之后又陸續發布多個領域的實施方案，“1+N”政策體系已經形成。2021年7月，全國碳市場正式啟動上線交易，成為全球覆蓋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場，第一次在全國范圍內將減排責任落實到企業。繼超額完成2020年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目標后，2021年在疫后經濟復蘇過程中，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同比繼續下降3.8%，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6.6%。
記者：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兼顧經濟發展和氣候治理上，面臨哪些挑戰？又有哪些新的機遇？
馬愛民：我認為挑戰主要來自3個方面，包括氣候變化問題的嚴峻性、國內行動的艱巨性和國際形勢的復雜性。一是氣候變化風險日益加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六次評估報告更加凸顯了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性。二是我國經濟社會還處在快速發展進程中，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對能源需求較大；我國經濟結構偏重、服務業比例較低，能源結構以煤為主，短時間內難以根本性改變；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制度、基礎能力等還在不斷完善過程中，這些都意味著要實現“雙碳”目標決不是輕而易舉的任務。三是國際形勢更加復雜，始終面臨西方一些國家要求我國進一步提高減排力度的壓力，形成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還需要更加艱苦的努力。
不過，機遇與挑戰是并存的。在對外方面，低碳發展是大勢所趨，符合全人類和我們國家利益；通過氣候治理領域的合作，可以推動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營造有利于我國長遠發展的國際環境。在國內，圍繞氣候治理能力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將加速綠色低碳技術和產業的發展，在向綠色低碳轉型方面，我們與其他國家基本在同一起跑線上，在某些方面甚至還處在領先地位。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任務，有助于我國搶占技術發展先機，增強未來發展能力，助力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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